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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2讲:《延安精神:管党治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
发布人:佚名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25日  浏览量:


 

王亚杰,男,1963年4月出生,内蒙古五原人,中共党员。西安交通大学工学学士、法学硕士,管理工程博士研究生毕业。1985年7月留校从事共青团工作;1991年7月至1993年7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2012年7月任延安大学党委副书记,2013年5月任延安大学党委书记; 2015年9月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工作时指出: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延安精神是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光照千秋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可以说,正是因为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管党治党的高标准、严要求,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走向成熟,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集中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延安精神,使得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解决党内对革命前途认识不清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在革命前途问题上曾经有过一些错误倾向,未能正确处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违背了中国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在军事和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政治路线,但并没有从思想政治上去肃清党的历史上“左”的、右的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以致“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严重影响党的团结、发展壮大以及伟大事业的推进。针对这一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正确的回答。1936年6月1日,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第一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创办红军大学的方针之一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1937年1月13日,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中共中央进入了延安城,随后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题为《抗大三周年纪念》的文章中最终将这一表述确定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政治方向,1938年4月1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中作出了明确解答:“共产党有一个方向,政治的方向。这一个方向,全国人民都以为是好的,那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这个政治方向是代表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的。”“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大家想想,民主政治建立以后,我们毕业了,还升不升学呢,有的,就是社会主义大学,它可以给人民最大的幸福。”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中指出:“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走历史必由之路”是毛泽东、也是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旗帜鲜明的回答,即中国革命既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阶段,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尽管五四运动的到来,让我国无产阶级建党的任务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理论宣传的准备显然不足,党在幼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毛泽东看来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又立即投入了武装起义,在农村、在偏远的山区开辟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没有可能从容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因此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不清,党内出现了“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完全否定、修正了这一错误的认识和行为。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关门主义不会把马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并以此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4月,中央发出的告全党同志书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7、8月,毛泽东先后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在当时高级干部云集的抗大发表了“两论”的讲演,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清理了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作了系统的哲学论证。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其中在“学习”一小节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了深刻、具体而精辟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概念。正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掀起了理论创新的高潮,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并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树立起了实事求是的权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在七大上写进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解决党内存在的封建的、小资产阶级自私和自我为中心的问题。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党员只有3万余人,壮大革命力量势在必行。在“广泛吸收红军指战员入党”的政策下,1937年党员发展到4万人。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强调“十倍百倍地发展党员”,9月党员人数迅速发展到了7万人,年底党员人数发展到了50万人。鉴于党的迅速扩大与发展出现的诸多问题,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时地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1940年党员发展到了80多万。在党组织的迅猛发展过程中,一些党员身上存在的入党动机不纯、行为不纯现象与问题,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不利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和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对此,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同年12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倡导,只要有了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深刻指出,文艺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1944年9月8日,在纪念张思德追悼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提出了“完全彻底的宗旨观”,即革命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指出党及党领导下的军队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种服务不是三心二意,也不是半心半意。后来,七大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党员”一章中也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员必须履行的四项义务之一。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就是解决部分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畏惧困难、精神懈怠、动力不足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延安所在的陕北地区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区域之一。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加之军阀、地主、土匪的横征暴敛,使这一地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产水平、生活水平十分低下,人民群众长期过着“端上饭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身穿羊皮垒补丁”的艰苦日子。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后,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边区能得以实施休养民力政策,人民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但到1940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停发军饷和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日本帝国主义对延安进行轰炸,边区自然灾害频发,边区留守部队、青年知识分子等非生产人员增加,尤其是边区领导干部中间存在不切实际的狭隘的“仁政”政策和畏惧困难、精神懈怠、动力不足等心理,陕甘宁边区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不仅仅是要么饿死、要么解散、要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选择问题,还有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的空前紧张,最终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认识“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到的物质福利”,“向人民要东西”和“给人民以东西”的关系,以及自力更生在根据地建设中的地位的基础上,没有了“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而是在“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1942年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实效,1943年春节佳县农民李有源创作了《东方红》,称赞毛泽东为“人民的大救星”“我们的带路人”;1944年2月延安人民秧歌队及民众团体向毛泽东献旗,歌颂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人民解放的导师”,真切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的最大爱戴”,也表明我们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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