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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直下漳州与遵义会议成为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
发布人:佚名  发布时间:2019年04月11日  浏览量:

毛泽东直下漳州与遵义会议成为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

石仲泉

  一、直下漳州是毛泽东在长征前统率红军亲临指挥的最后一次大捷

  毛泽东自1927年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就展现了其非凡的政治军事天才,不断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但自下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以后,他的决策权力越来越受到限制。特别是1933年春临时中央到达苏区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指导思想不断遭到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批判、排斥和打击。毛处于逆境,精神受到极大压抑。当然,他也有舒心之时。这主要是在1931年10月赣南会议前的一年间,他能决策拍板,才有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如果说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的决策在没有受到或较少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指挥战争取得的,那么红军进漳也是他的决策没有受到干扰,并亲临前线指挥取得的又一伟大胜利,但这也是他离开苏区前,直接统率红军的最后一次胜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第一,毛泽东率东路军转向闽西进军、直下漳州的动议,不仅得到周恩来的批准,而且得到周恩来的积极配合,留驻长汀,组织兵力,筹措给养,保障他率军攻打漳州前线需要。攻克漳州的战果虽然不能与三次反“围剿”战争相比,但政治影响巨大。就此而言,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指挥三次反“围剿”战争后,亲自统率红军打的第四次大胜仗。第二,毛泽东在回师赣南后不久,由于前方的周恩来等同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负责人们,在作战方针和对毛泽东的任用上不断发生争论,结果在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此后,他专事政府工作,没有了军权。这样,红军进漳就成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统率红军亲临指挥的最后一次大捷。

  二、攻打赣州之挫与攻克漳州之捷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

  红军进漳大捷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除了巨大的军事政治影响外,更为重要的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更加认识到毛泽东胜人一筹的军事韬略。这里要特别讲讲毛泽东直下漳州,对周恩来产生的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一生的合作关系。

  党的六大后,周恩来在很长一段时间主持中央日常事务,包括军事工作,联系和指导“朱毛红军”。但他对红四军的最初指示,即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提出让朱、毛离开队伍、部队分散活动的建议,被毛泽东婉拒。周恩来也承认不妥。随后,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后,带回了主要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对于毛泽东给予充分的支持和维护。以“九月来信”为基础召开的古田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直接共事,是在1931年底到中央苏区履职之后。他对于军事工作的决策,发生了与1929年相似的情况,即第一次错了,第二次正确。

  第一次决策是没听毛泽东的意见攻打赣州。结果不出毛泽东所料,1.4万红军攻打33天,城未攻下,伤亡竟达三千多人。最后还是急请毛泽东献策,才解了红三军团被困之围。这次失败教育了周恩来。

  第二次决策是赞同毛泽东直下漳州。红军从赣州撤围后,毛泽东了解到闽西国民党兵力薄弱,主张所率之军改变行动方向,转攻龙岩,直下漳州。周恩来赞同向闽西进军。毛泽东率军于4月10日攻下龙岩,10天后攻克漳州,战果辉煌。攻克漳州之捷,使周对毛更加敬佩。自此以后,在中央苏区两种指导思想的冲突中,周始终未站在毛的对立面,并且尽其所能给予关爱、照顾和维护。

  三、周恩来力主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对此,起主要作用的,除王稼祥、张闻天外,就是周恩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周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他负责会议组织工作。二是他在会议上的主持和发言起了举足轻重作用。三是他的“副报告”,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免去军事领导职务,并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四是遵义会议后,他与博古有一次长谈,对于顺利实现最高领导权力的交接起了决定性作用。那是在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到达“鸡鸣三省”那个村子进行的。周对博古敞开心扉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领导,红军要取得胜利,必须找一个比我们更有军事才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熟悉农民,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我对他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宁都会议后,毛离开军队,使中央红军失去了一个帅才,这就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里。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招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检讨反“围剿”失败的领导责任,批评你的错误。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对毛泽东,你要看大处,希望你能和他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周恩来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思想疙瘩,服从革命需要,顺利实现交权,由张闻天负总责,担任党的一把手。

  遵义会议后,之所以说毛泽东成为实际领导核心,也如周恩来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周恩来尽管在遵义会议上被确定为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但他不揽权,在最后决策时都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此后长征摆脱困境、胜利到达陕北的一切重大决策,凸显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作用。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


来源:《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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